管理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理论推演，而是与国家发展、技术变革、产业需求等同向而行、协同演进的。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为管理科学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同年9月27日，钱学森与许国志、王寿云合作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刊发于《文汇报》），系统阐释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方法论，开创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为中国现代管理科学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与学科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认知逐步形成，成为管理科学发展的重要指引。随着管理科学日渐受到重视，并进入规范化、体系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大批数学、运筹学、自动控制领域学者跨界投身这一领域，学科规模与人才队伍迅速壮大。治学四十余载，我也深刻体会到，管理科学唯有立足国情、扎根实践、守正创新，才能永葆生命力。

谈到管理科学，首先需要弄清楚它的学科溯源与演进脉络，特别是科技与管理深度耦合、双向赋能的内在逻辑——这应当成为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应用的逻辑起点。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迭代不断加速，正在冲击并重塑组织运行模式与社会生产方式。法约尔、泰勒等围绕组织效能与运营效率构建的经典管理理论核心框架，也因此面临范式解构与理论重构的挑战与机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回归学科本质，重新审视“什么是管理科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管理科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其诞生并非孤立封闭，而是技术革新与社会生产发展协同作用的产物。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科学管理”的理论觉醒与体系化建设，发端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古典管理理论时期；而运筹学等方法的大规模运用，则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传统农耕文明与手工业小作坊生产模式中，虽已有朴素的管理行为元素，但仅局限于简单人力调配、工序统筹等经验操作，缺乏系统理论指导与标准方法体系，尚未形成科学决策机制。管理真正迈向科学化、体系化，核心推动力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及之后的技术突破所带来的生产边界拓展与重整。例如，蒸汽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规模化机械生产成为可能，进而重塑了生产组织形态；电力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了跨区域生产协同；近些年来，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拓展并提升了人类资源配置、系统运作及跨时空大规模资源统筹调度的能力。曾经单靠人力难以企及的复杂目标，如今借助各类技术工具已成为日常操作。这一变化也对系统运营、资源配置、科学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推动管理模式持续迭代、管理理论不断完善，进一步夯实了管理学科的体系化基础。

纵观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科技与管理始终是双向赋能、共生共进的有机整体，而非单向驱动的从属关系。20世纪上半叶，随着大规模工业生产兴起，复杂组织管理与生产效率提升的需求日益迫切，直接推动了科学管理思想的诞生。泰勒的时间—动作研究、吉尔布雷斯夫妇的动作分析，均是回应规模化生产中的标准化作业、效率提升等管理需求的实践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态势研判、战略物资统筹、作战部署优化等极端复杂的管理需求，成为推动定量分析工具成熟应用的核心动力。英国、美国军方组织科学家团队，将运筹学、数学规划、博弈论等理论工具系统应用于军事决策，专门解决多重约束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这一实践不仅让运筹学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更推动了管理决策从传统经验直觉向科学分析的转变。

二战后，这套诞生于军事管理需求的科学决策体系与量化分析方法，逐步从军事领域延伸至企业经营、政府治理、社会管理等其他场景，构筑了现代管理科学的核心底座，也确立了管理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学科的地位。

20世纪60—80年代，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跨部门协同、供应链管控、库存优化等管理需求日益凸显，直接驱动了计算机技术在管理领域的普及应用。彼时，企业内部信息孤岛、流程管控低效、物料供需失衡等痛点，催生了管理信息系统（MIS），其主要目的便是通过计算机技术整合企业内部信息，实现基础流程的规范化管控。随着企业全资源统筹、生产能力匹配的需求升级，MIS逐步演进为物料需求计划（MRP），有效解决了制造业库存积压与物料短缺并存的难题，随后进一步发展为制造资源计划（MRPⅡ），实现了生产计划、执行与反馈的闭环管理。与此同时，日本丰田为应对多品种、小批量、低成本的市场竞争需求，探索出准时制生产（JIT）模式，核心是按需生产、消除浪费。这一源于生产管理实践的模式，后来被总结归纳成为精益生产理论，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管理范式，推动了生产管理技术与标准化作业体系的创新完善。这一阶段，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大幅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重构了管理运作流程；而管理需求的持续升级，又反向推动了计算机应用技术与管理系统的迭代优化，二者形成了初步的双向赋能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逐渐成熟，全球化经营、海量数据处理、复杂场景决策等新的管理需求，推动管理科学迈入数据驱动与智能升级的新阶段。1990年，Gartner公司提出企业资源计划（ERP）概念，其诞生的核心背景是企业的一体化、全球化管理。ERP系统整合了财务、人力、采购、销售等全业务链条，实现了企业全资源的统筹配置与跨区域协同。这一系统的普及也推动了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在管理领域的深度应用。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企业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快速响应市场、精准防控风险等新的管理需求，也推动实证研究、数据驱动决策等新方法快速兴起，使得管理科学能够更好适配复杂、动态的现实场景。

进入21世纪，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实时风险预警等更高层次的管理需求，进一步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与管理科学深度融合，管理也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测”转变，管理模式与理论体系持续完善。

当前，全球生产格局已从“从无到有”的规模扩张阶段，迈入“从有到优、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与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管理科学逐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方法工具，其应用边界持续拓宽。从整个发展历程看，技术进步为管理提供了关键工具与方法支撑，而管理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需求，始终是技术研发与管理理论创新的动力来源，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正是管理科学能够持续发展、永葆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管理科学的生命力，在于从理论认知走向真实场景的落地转化，核心要义是“知行合一”。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管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并非单向套用，而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双向赋能的共生过程。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唯有立足场景特征、尊重实践规律，对理论模型与管理工具进行适应性改造与再创造，才能真正做到以知促行、以行验知。结合我自己的研究情况，管理科学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要义可以得到进一步阐释。

（一）博弈数据包络分析的探索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是运筹学、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自1978年被提出后，该方法凭借非参数估计、多维度综合评价等独特优势，已成为评估多投入多产出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主流工具之一。

但在长期研究与实践应用中，传统DEA模型也暴露出较为突出的局限性，例如：DEA将系统看成是一个“黑箱”，仅仅依靠系统的投入产出数据来分析和优化其效率。实践中影响系统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就有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和模式等，而这在传统的DEA模型中很难得到体现；另外还有一些计算上的困难，例如其交叉效率优化结果不具有唯一性，不同测算路径往往产生不一致的评价结论。针对这些实践上的需求，我带领团队从博弈论视角开展研究，逐步确立并形成了博弈DEA这一特色研究方向。

该研究立足生产系统的实际特征，将博弈论思想与DEA方法深度融合，搭建起较为完整的博弈DEA模型体系，并设计博弈均衡算法，有效解决了传统DEA的“黑箱”难题。国际上将我们的研究成果称为——Game DEA（博弈DEA），将原有的DEA三类模型，扩展为四个类别。与传统模型相比，博弈DEA充分考虑了决策单元之间的竞合关系，将复杂系统效率优化从单一静态评估，转向多主体博弈下的动态协同决策，更贴合现实场景中多方利益协调、资源动态调配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言，相关研究覆盖两阶段串行、并联、混联等多类生产结构，搭建了考虑共享产出、固定成本约束以及资源共享等场景的专属模型，同时将研究延伸至并购效率评价、资源分摊、研发补贴分配等实践领域。这些研究引领了国内外DEA的研究，促进了DEA的发展，同时这些模型与方法不仅仅在生产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还在经济、社会、环境和体育等领域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我们团队有五个模型被编入国内外流行的DEA计算软件包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标准化与工具化，方便国内外学者和实务工作人员直接使用，无需重复搭建基础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使得我国在DEA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一支在博弈DEA方向上领先的研究队伍。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DEA等传统管理科学方法迎来数字化升级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依托海量、多维度、多模态数据优化模型，可以让效率优化结果更贴近真实业务场景，这与大数据环境下网络DEA模型求解方法、提升计算精度与速度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同时，通过相关技术实现决策动态调整，可以更好应对复杂多变的实际应用需求。

（二）应急物资储备与运维的效率优化实践

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国家层面如何存储生活类物资一直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存储多少？存在哪里？存什么东西？怎么存才最有效？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围绕储备规模、储备模式、点位布局、库库联动等关键环节，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物资属性（生命周期、模块化特征）、配送效率、需求不确定性等实际因素，提出构建“国家+社会”联合储备模式，并完善配套了库库联动与预储调整机制。

具体而言，对于帐篷、防寒服、救生器材等耐储型通用物资，由国家主导集中储备，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对于食品、饮用水、药品等易损耗物资，依托大型商超、生产企业开展社会化代储，借鉴协议代储思路，由国家给予适度代储补贴，企业维持高周转库存，既可以降低物资损耗、减轻财政负担，又能够依托企业成熟网点与物流体系，实现灾后快速配送。同时，基于机会约束规划构建线性库库联动模型，在我国中央级应急物资储备库的预储调整中得到应用，可在相同物资保障水平下较大幅度降低预储调整成本；结合物资生命周期与模块化假设，构建随机动态规划预储决策模型，通过横向转运联动预储策略，在保证较高物资需求满足度的同时提升物资救灾效用。

在落地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产学研用多方协同推进，而非单纯依赖理论输出。应急装备供应链涉及集成商、零部件供应商、生产企业、应用单位等多个主体，常规生产节奏与应急突发需求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通过建立多方协同机制、打通信息壁垒，推动管理工具适配应急场景特点，实现应急管理从经验驱动向精准施策转型升级。同时，兼顾应急物资分配的公平性，引入不公平厌恶系数衡量分配公平性，结合灾民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优化分配方案，安抚灾民情绪、稳定灾区社会秩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与公平分配的有机统一。由此形成的相关效率优化思路，也已经同步应用在了高端矿用潜水电泵应急运维上，通过结合矿山生产实际构建起动态运维机制，覆盖国内多家矿业集团下属矿山的应急排水保障，有效提升了突发险情下的处置效率，是管理理论与行业实践深度融合、创新应用的典型范例。

（三）应收账款债权流转研究成果与应用

针对企业应收账款存量高、周转慢、三角债化解难等行业痛点，我们团队结合自身系统效率优化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应收账款债权流转”的思路，打破传统应收账款管理与融资模式的局限，将流转模式、风险控制、监督管理、标准化和数字化服务平台融为一体，构建起一个完整体系，实现了应收账款从“静态沉淀”向“动态流转”的转型，为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盘活存量资产、缓解资金压力提供了可落地、可推广的解决方案。这是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的化解债务和缓解债务的“中国方案”。

在体系构建上，上述各个环节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凸显科学性与实操性。具体而言，在流转模式方面，突破传统保理、质押融资等模式对货币资金的过度依赖，提出基于债务链正向与反向抵付的化债融资综合管理模式，实现债权债务的闭环抵付与高效流转，无需大量现金即可化解三角债难题，有效盘活企业存量债权资产。在风险控制方面，引入基于债务风险权重按比分配的风险管理方法，建立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精准识别债权流转中的各类潜在风险，通过科学测算与动态管控，保障流转过程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在监督管理方面，搭建多方协同监督体系，明确债权流转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实现流转全流程可追溯、可核查，杜绝违规操作与风险隐患。在标准化方面，梳理债权流转全流程规范，制定统一的债权确认、流转操作、凭证管理等标准，解决不同企业、不同区域债权流转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为成果规模化推广奠定基础。在数字化服务平台方面，研发应收账款债权流转系统，实现债权信息规范管理与流转操作可追溯，保障债权流转的真实性与规范性。

该成果落地应用成效显著，已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2万户（次），流转凭证额近900亿元，切实解决了企业“收款难、融资难”的痛点，有效改善了企业资金流动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诚如陆游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学科基础来看，运筹学与系统科学是效率评价、系统优化与资源配置研究的重要支撑，相关数理方法能够将复杂的效率测度、系统运行与资源配置问题表达得更为简练、规范，为系统性研究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但其理论模型与方法本身高度抽象，必须紧扣真实场景的核心需求与实践特征，经过深度研判、灵活适配与再创造，才能兑现其应用价值。

管理没有万能公式，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才是不二法门。管理理论大多源于实践痛点，学者必须深入一线、贴近产业，在真实场景中提炼理论、实现体系化升华，再以理论反哺实践。同时，管理工具是对现实的简化与抽象，落地应用绝不能照搬范式与模板。企业需立足自身战略、行业特点与发展实际进行适应性改造与再创造，并通过咨询、学习、研讨等方式不断深化对管理与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解，坚持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协同共进，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应用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管理科学的长远发展与实践深化，既要培养高素质自主型管理人才，也要遵循成果转化的内在规律，更需要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创新体系。人才培育、成果转化、政产学研用协同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管理科学理论持续发展、实践落地见效的重要支撑。

（一）能力导向的自主型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使命，更是管理学科传承发展的根基。作为应用型学科，管理人才培养应当跳出单向知识传授的局限，坚持能力导向，将学习与探索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构建开放包容的成长环境。当前人才培养仍存在短板：基础教育阶段过度依赖应试与机械训练，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高等教育中四年一贯的培养方案、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机制、科教分离的评价体系，以及统一僵硬的管理模式，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压缩了学生自主探究与个性化发展空间，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不利的。

要解决上述问题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仅从教学过程上讲，要破解上述短板，需要明确高校教师的核心角色——他们更应当是“教练员”，而非单纯的知识传授的“运动员”。教师要尊重学生自主成长规律，引导其自主锤炼、自我提升，摒弃“填鸭式”教学与功利化培养取向，通过给予充分的探索空间，激发学生的天赋与创造力，培育出适应时代需要、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这就要求高校做好保障支撑，摒弃功利化、指标化的考核模式，回归育人本源。一方面要为学生搭建开放的成长平台，保障其自主探索空间；另一方面要打破基础教育定式化训练与高等教育标准化授课的双重局限，兼顾学生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双向提升，帮助青年人才主动参与实践、积累经验。

（二）管理科学成果的转化规律与路径

管理科学成果转化具有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规律。自然科学成果多以技术、产品、专利等物化形态呈现，可直接对接应用场景落地；而管理科学的核心产出是思想、方法与工具，必须经由企业结合自身场景消化吸收、适配改造与再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价值转化。

管理科学成果转化可类比为“词元（Token）”。管理学者提供的是核心思路与方法内核这一“Token”，企业可以直接调用这些Token，但更需要在这些Token的基础上，立足自身战略、业务特点与现实痛点，对其进行场景化解读、优化与再造，而非简单照搬套用。

企业管理者不仅是管理的实践者，也是管理的研究者，研究的是本企业的管理实践问题。这要求企业管理者摒弃“一次性交付”思维。企业管理者需要不断地学习，将管理的“普遍性”理论与自己企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地突出管理的科学价值。当然，管理学者也应该这样，在深刻理解中国管理需求和环境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提出有价值的“Token”——管理理论与方法。

（三）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生态

政产学研用协同是推动管理科学落地生根、激发学科创新活力的关键所在，需要各方明确定位、各尽其责、同向发力，形成闭环联动的良性生态。

政府应发挥顶层设计与环境营造功效，不仅要大力支持工程技术的转移转化，还应为管理科学创新与成果转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与良好生态。企业作为实践应用主体，需主动开放真实场景、及时反馈实践痛点，将产业需求转化为具体研究课题，同时积极吸纳与再造管理成果，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落地载体。高校与科研机构则应聚焦理论创新、方法突破与人才培养，立足实践痛点开展原创性、系统性研究，同时深化科研评价体系改革，营造潜心治学、鼓励质疑、包容多元的学术氛围，让哲学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的理性反思与创新价值充分彰显。

与其他以学者交流为核心的学术组织不同，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的定位是突出产学研用融合，聚焦真实问题、打造务实载体，促进学界与企业界的常态化对话，打通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这正是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的核心价值所在——搭建学界与产业界深度交流、务实对接的专业化平台。

各方唯有众志成城、打破壁垒、协同发力，共同构建“理论研究—实践应用—反馈优化”的创新闭环，以协同机制推动管理科学成果高质量转化，才能实现管理理论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我认为管理科学是致力于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发现管理规律、创新管理思想与工具，同时推进管理创新实践的学科。管理科学这个学科具有突出的基础性、应用性和交叉性，这里所说的基础性主要是指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普适性，对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具有指导和预测的功能；应用性主要是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赋能和融合演进的特点，管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交叉性主要是指管理科学是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既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交叉，也与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交叉。

管理科学的学科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坚守三个原则：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始终立足实践、提炼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坚持科研学者深入产业一线开展实证调研、精准捕捉真实痛点，坚持业务主体通过咨询、学习、研讨等方式深化管理理论认知，实现双向赋能、相辅相成；二是坚持本土化创新导向，立足我国国情与产业发展实际，开展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构建适配本土治理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研究与应用体系；三是坚持效率提升与价值创造相统一，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可持续发展，使管理科学的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切实服务国家发展、助力产业升级。

随着数字技术迭代与产业需求升级，管理科学与行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将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人工智能全方位嵌入管理场景，驱动组织运行架构、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机制等系统性变革，推动管理从“主动预测”向“智能预判”跃升；第二，学科交叉融合持续深化，数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与管理学边界日益交融，跨学科研究成为主流模式，单一学科理论难以应对复杂管理问题，多维度协同攻关成为破解现实困境的必然选择；第三，实践创新引领理论迭代升级，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丰富实践与场景创新，为管理科学研究提供丰富应用场景与实证数据，持续反哺理论完善，强化“实践提炼—理论创新—实践应用”的良性循环。

随着AI智能体技术的日益成熟，数字员工与人类员工共存的格局正在形成，这将催生全新管理场景与相应的研究课题。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必须适配这一趋势，既要接受并依托人工智能赋能传统管理方法升级，又要坚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技与管理共生的逻辑，让管理科学赋能产业升级，彰显其经世致用的核心价值。

目前我国管理学者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世界第一，从趋势上看还在快速增长。在高水平的管理类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目前是世界第二（第一是美国），但同样在数量上增长较快。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管理科学的价值坚守更需要紧扣“价值导向”，从追求“数量与速度”的产出导向，转向聚焦“价值与水平”的高质量发展。相应的评价理念和标准也应该有所转变，辩证看待破与立，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真正推动我国管理科学事业的发展，使管理科学成为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守正创新，致远弥坚。管理科学始终应当立足实践、知行合一，以严谨治学探本源，以致用之学担使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