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博弈:趋势、理念与规则

来源:中国管理科学学会    日期:2018-03-01    浏览量:190次    作者:张国有

分布在224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亿人口,构成地球上人类的总体。未来10年,人类的发展将面临怎样的趋势、生发出怎样的理念、采用怎样的规则,将影响人类怎样建树自己的未来。所有这一切都与管理的选择有关。因为不同的趋势、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规则,最终凝结为不同的管理。管理也在竞选,看哪种管理更能适应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种情景。所以,管理对未来的博弈源于不同的趋势、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规则的比较,源于人类中某个集合体对趋势的理解和由此确立的使命及愿景。

一、全球化中的业务外包与业务回归的因应对策

全球化最初起源于新航路的发现和旧陆路的连接。从15世纪开始,各国以各种形式将分割的一段段联结起来,经历了500多年,加上世贸组织这类组织的推动,形成了现在的全球化状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不但反映了历史,也反映了历史基础上的现代作为。G20杭州峰会上,中国大力倡导去除新的壁垒,打破新的藩篱,继续推动全球化经济的发展。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是跨国企业。20167月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2016年全球500大企业,都是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其中110家是中国企业,数量名列第二,美国仍第一。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就此而言,世界经济的动力也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很多情况下,中国和西方比较,更多的是中国与美国的比较。

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很多是业务外包。全球化经济的基本单元是跨国企业,以及与跨国企业有关联的政府及各种机构。各种关联体的产品与服务,以及资本、人力、技术、文化等要素,随着市场机制和WTO等世界组织的规则,在全球各处流动。跨国企业经营手段之一是将某些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例如,将部分零部件生产外包出去,将产品组装外包出去,将部分研发项目外包出去,将某些服务外包出去等。

两种经济体之间的业务外包与业务承接扩张了全球化经营。在这方面,跨国企业想做的是细分业务,将核心部分留下,将非核心部分转移给境外企业或机构。多数的动因是成本问题,多数的流向是从发达经济体到欠发达经济体。这就形成了业务的外包和业务的承接两种情况。发达经济体的业务外包,降低了自身的运行成本,增加了收入;欠发达经济体的业务承包,增加了发展的机会,增加了收入。有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由此而成了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业务的外包和业务的承接并不限于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还同样发生于发达经济体之间或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业务外包与承接,推动了全球化经营。现在,外包与承接依然是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依然是跨国企业进行全球化竞争的世界性趋势。

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业务承接是符合自身国情的因应对策。中国的政策是实行对外开放,面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外来的资本、技术和经验。这样做,不但发展了国民经济,改善了民众生活,还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经验上的距离。对国外跨国企业而言,中国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基本上处于技术引进和业务承接的状态。中国引进外资,承接了外部的产品、服务、设备、技术、经验、专利等,所适用的管理多数是对吸引外资的管理、合资的管理、技术的消化吸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与管理等。30多年的发展证明管理对策的选择卓有成效。

除了产品、制造流程外包之外,还有业务流程外包。属于此类的,例如呼叫中心服务、财务与会计服务、采购与物流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有专家认为,在未来的五至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业务流程外包市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沿线65个国家、93个港口城市,将有利于推动中国服务外包的转型发展。有研究机构经调查后发现,87% 的受访企业认为外包的服务提供商已成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47% 的受访企业都将业务流程外包视为价值倍增的工具,看作是获取价值的重要源泉。

    中国企业的承接外国企业业务,客观上增加了中国的就业,增加了民众的收入,同时提高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发展,增加了就业,甚至造就了两亿多的农民工人,城乡居民的收入明显提高。由于经济发展和工资的刚性,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看重劳动力成本的外国企业,中国劳动力成本每增高一档,外国企业外包业务到中国的意愿就降低一档。近10年来,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将新一轮劳动密集型投资的重点放到印度和东南亚国家。

业务外包的国家减少了就业,造成经济被动。由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将其业务境外转包,减少了本国的就业,尤其是降低了制造业吸收就业的能力。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有人形容说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成了美国的生产基地。200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的失业率为10%2011年时,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3%,德国得益于实体经济,而美国不足1%,受制于虚拟经济。这时,美国才发现实体经济的虚脱和在就业方面造成的困难。奥巴马政府于是就启动了境外制造业回归美国的优惠政策。到20163月,美国的失业率为5%,到8月为4.9%,与金融危机时的状态相比大有好转。但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仍然需求不旺,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人处于失业状态。

富强的世界大国在影响和主导全球化经济的发展。近200年的全球化历史,主要是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及企业,将其理念和规则推行到不发达国家的过程。目的是获取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获取全球影响力,再通过全球影响力进一步获取资源,强大本国经济。由于地域的分割,跨国企业必须投资到当地才能获取那里的资源优势。就领头国来看,先是英国主导全球化,后是美国主导全球化。

现在,中国按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暂且还没有充分的能力主导全球化。例如,在全球支付货币上,人民币2010年占比0.45%20168月为2%多。而美国虽然同2001年的占比(45%)有所下降,2010年仍然占42.5%20168月仍占43.8%。在国际贸易结算时各种货币的使用方面,人民币所占份额在提升,从2012年的全部交易中人民币占1.89%上升到2015年占9.43%。美元的占比在下降,从201285%下降到2015年的79.73%。即使这样,美元仍然处于统治地位。

全球化的新趋势是寻求企业回流本国的动力和机制。过去几十年,中国利用外部的力量和内部的需求,实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就业,但对美国而言,多年的业务境外转包,减少了国内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业的岗位。转包得越多,失去的岗位就越多。回流美国的企业仍然面临劳力成本高的压力。长期看,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途径来缓解就业问题。近20年来,有一个因素逐渐显示出了它的积极作用,这就是用智能机器来代替劳动力。在智能机器的基础上,全球化的制造成本在发达经济体也变得可以接受,甚至更加有利。所以,管理要在业务外包和回流本国之间施加影响,以强化本国就业,提高中层阶级的收入,增强国内需求能力。

二、智能机器替代人们劳务的趋势将使人才的适应性更加迫切

用计算机程序驱动的智能机器来代替人们的工作,是近10年大量出现的新现象。随着智能机器的发展,可以用机器来操作的领域逐渐增多。智能机器代替人们的劳务成为将来的趋势。智能机器借助于一系列可以进行感知、学习、推理和决策的计算机技术,以便让机器像人一样解决问题。例如,谷歌公司开发出了无人驾驶或自动行驶的汽车,这种汽车已经在各种驾驶条件下实验,行驶了30多万英里。如果这种技术得到完善并投入使用,将会对汽车的驾驶岗位产生重大影响。在使用、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方面。未来十年,将产生大约 1.49 万亿~2.95 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影响。一些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用无人驾驶卡车取代了高薪酬司机,一些机场已经在用无人驾驶汽车为乘客服务。美国社会现在大约有373000名出租汽车司机和私人司机,各国都有这类的行业。机器代劳迟早都会发生,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需要有适时的因应对策。

机器代劳的效力在服务行业比在制造业更加明显。法律事务所安装了法律文件检索的智能程序,有研究表明,这些程序使一位新进助手完成的检索工作量相当于过去500位新进助手的工作量。谷歌公司用人工智能进行用户保护,处理垃圾邮件,过滤恶意软件,进行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谷歌用于翻译的人工智能,每天翻译 103 种语言,超过 1000 亿字。

经济全球化驱动了业务外包和机器代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西方外包业务中获得利润,用来购买机器人,布局自动化流程,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劳工。2012年富士康公司宣布,两年之内购置一百万台机器人用于生产线。像富士康这样的大量使用人工承接外包业务的公司,纷纷采用机器代劳的方式,应付招工难、工人对工资的申诉和抑郁症引起的极端事件。广东东莞的加工制造企业,除了迁走之外,大部分进行了产品转型,采购机器人进行流程的技术升级。2015年,广东省投入1500亿美元,用于购置工业机器人装备工厂。

用无人机可以代替人投递物品。20168月,新西兰的达美尔比萨公司首先开辟了用商业无人机送比萨的业务。其办法是人们使用智能手机预定比萨,无人机根据手机上的GPS信号锁定送货目标。在包裹快送到时,顾客会收到通知,及时接收比萨。如果可行,达美尔公司还想在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日本和德国推出无人机服务。也有些公司看到了无人机的优越性,希望将无人机作为一种更为高效的投送方式。美国亚马逊公司已宣布,它将启动无人机运送小型包裹的计划。中国快餐投送和快递邮件的投送还在使用大量的人工和三轮摩托。无人机的使用将威胁这种就业方式。尽管现在并不迫切。

新西兰首先开展无人机服务在于制定了规则,使业务有序化并能对其进行控制。因为新西兰政府允许出于商业目的使用无人机,还想让新西兰成为新的运输技术的实验基地。为此,新西兰政府制定了航空规则和使用无人机的法规,并依法进行监督。国家法规和使用规则是智能机器投入使用的条件。无人驾驶汽车产品早已出来,但要上路行驶,需要一系列的规则制度。在相应的规则制度没有完备之前,机器代劳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这时管理的重点在于规则的制定和试验。

机器代劳减少了就业。近十年,由于智能机器的使用,美国企业的生产力增长很快,但失业率却几乎没有下降。这说明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的使用难以增加就业,有可能会减少就业。据研究资料,北美工业机器人的订单增加了41%,美国企业在设备和软件上的支出增加了近30%,就业支出仅增加2%。最近30年,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无论其增长速度如何,它们都将遇到工作由智能机器替代的状况。现在出现的中等收入工作岗位的逐渐减少不仅是业务的境外转移,同时还有机器代劳的出现。

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弱化。在过去的发展中,中国通过政府提供补贴、廉价劳动力和宽松的监管,形成制造业优势。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后,员工的薪酬不断上涨,劳工纠纷经常出现,许多地方的供给环境大不如以前,中国对西方制造企业的吸引力正在减弱。高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机器人的发展,中国劳动力正在失去低成本优势。许多西方企业正在考虑,设法将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迁回美国和欧洲。

机器代劳为制造企业回归美国创设了有利条件。在美国的企业家看来,美国的机器人和中国的机器人一样努力工作,机器人不会抱怨,也不会建立和加入工会,同样可以按指令工作。对美国企业来说,从世界各地运原材料和电子元件到中国,让机器人把它们组装为产品,然后再运回美国,还不如在美国就地生产。若都使用机器人,美国企业可以用差不多的成本在本地进行生产,若去掉了运输环节,原本要花几周完成的事情,在美国当地几天就可以完成。在未来510年里,制造业将大举回流美国,它将再度成为美国的本土工业。机器人流程不会再像传统制造业那样雇佣很多工人,但先进的制造业会创造出无数高技能、高薪酬的就业岗位。

中国使用和生产机器人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现在,中国使用的机器人中,75%是从国外购买的,有些是在中国组装的,剩余的机器人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当然,有些核心部件还要从国外进口。中国有100多家企业在生产机器人,质量、安全性和设计标准有待于提高。对于正在发生的问题,2015年初,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期望用机器人和工业互联网等先进的制造技术,促使企业实现现代化。20157月,中国政府倡导“互联网+”的做法,希望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与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不能使用机器时就得依靠人工。在中国农村,农户都在养鸡,鸡蛋拿到集市去卖,挣些钱来买油盐、衣服和用具。改革开放初期,将依靠鸡蛋来增加收入被戏称为鸡屁股银行。当时的操作是人从鸡窝里将鸡蛋取出来。如果在山坡上放养鸡群,若有500只鸡,那就要5个人在山坡上捡鸡蛋,人均100只鸡。规模越大,需要的人手就越多。

使用机器的条件下,机器代劳的效率越来越高。现在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有的鸡舍可以达到10000只鸡的规模。如果自动化水平继续提高,鸡舍的喂食、清洁、取蛋、输送、分拣、包装、入库等全部自动化,一个人就可以担负整个鸡舍的工作。这个人可以去处理破裂的鸡蛋、出故障的设备,协调来装载的卡车,跟踪记录每天装盒的数量等。若按人均100只来计算,则需要100人,若按人均1000只来算,则需要10人,但现在实际需要1人,机器又代劳了90%的劳力。

在技术发展的客观趋势下,保护就业是保护不了的。除了鸡舍工作以外,还有鸡舍相关的部分,如质量控制、送货车的调度、修理维护工的呼叫、处理运行过程中的紧急问题等,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继续节省运行流程的人工。种植业、养殖业等经营活动采用工厂化和工厂自动化的方式,可以大规模地提高生产率,同时又大量地减少人工。智能和网络化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许多产业领域,成本效益非常显著。有些国家的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来减少失业、保护就业,结果成效甚微。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在指向机器代劳,减少人工。不是政府不努力,而是整个趋势使政府的努力不起作用。

这个趋势提出的三个问题及因应对策。一是机器代劳的趋势将促进人才的分化:高级的设计、制造与维修机器人的人才,以及一般的或低层次的监控机器人的人员,中间层次的人员将减少或淘汰。这个过渡时期我们该如何应对?二是现在的智能机器体系所需要的高级人才,教育系统能否适时供给?三是机器代劳后多余的或淘汰的工作人员该如何安置?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的教育还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中国下一轮的就业将越来越面临新技术的挑战,人才的适应性问题将更加尖锐。

三、快速成型制造技术使发达经济体找回了自己的制造业

快速成型制造技术(3D打印)成为新的制造程序。快速成型制造的加工过程与以往的零部件加工及组合的过程完全不同。快速成型制造技术是根据三维数字文档来叠化产品,先铺一层超薄的构成物品的材料,然后再一层一层地添加,直到叠加制成三维物品。虽然这种技术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它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一个趋势。

20世纪初叶,福特汽车公司创造出了流水装配生产线。这种制造流程的特征,一是把要装配的零部件输送到一个工厂里,这个工厂在世界的某一个位置,所有的距离都要付出运输费用。二是在以分秒计算节拍的流水线上,将各种零部件组装成汽车,人的速度、操作和经验要服从机械运动的要求。三是大批量生产,用人少,效率高,单位产品成本低。流水装配生产线是制造业的技术创举和组织创举,在大批量生产的模式上,长期主导制造业流程。

快速成型制造技术是百年来另一个制造业流程的创新。过去制造产品,要先进行产品和零部件设计,造出一个模型,然后进行试验试制,加工零部件,组装,批量制造,成品再运到某个区域进行销售。在快速成型制造技术条件下,上述制造过程被融合在一起,一次成型。和流水生产线相比,其颠覆性的变化:一是不需要再个别设计零部件,不需要零部件库存,省去零部件库存费用和加工零部件时的材料损耗。这种情况使得同量产出情况下,投入的更少。二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面对标准的大批量的需求,难以满足个性化、专门化的需求,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可以一对一地个性化生产。三是过去的批量生产要求制造设备集中在某一位置,将零部件运送到这个位置进行加工,然后将成品运送至市场区域。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运输费用。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可以省去这些环节,将产品设计和相关的数字信息传送到市场位置的3D打印机上,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四是个别的用户、普通的消费者,可以将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在街边的一个3D打印商店制造出来,甚至自己在家里装置3D打印机,自制产品。

这个系统所显示的趋势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就地生产。这个系统使产品境外转包加工再返回国内市场已经没有意义;只要将储存在计算机网络中的数据传送给3D打印机,就可以按需要随时随地制造。当然,在早期阶段,3D打印的产品还比较小。假肢及其他医用器材、甚至手枪等,都可以打印。随着技术的提高,就会出现大产品、巨型产品的成型制造设备。据说一个美国公司建造了一个巨型3D打印机,用牵引拖车送至建筑工地,20个小时就打印出了一幢不包括门窗的房子。3D打印除了规模、规格问题外,还会产生质量、功能、规则、合法、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但3D打印是个趋势,人们的智慧总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和机器代劳使制造业重新回归发达国家。以往的业务境外转包使工作岗位从发达国家转移至低薪酬的发展中国家,机器代劳和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却使制造业重新回到发达国家有了希望,并可增加发达国家的就业岗位。发达国家的人才、技术、规则环境比发展中国家更适宜发展智能化机器系统。这时,发展中国家因失去一部分境外转包而减少了就业岗位,只能通过激发内需来补充。

中国的内需出现了技术上的问题。中国制造业在进行结构转型、产能过剩的企业在去产能,总体上在追赶发达国家的智能机器系统。中国在智能机器系统领域,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出现了另一种就业活跃。大量的人力加无数蹦蹦车的物流投递、越来越多农村家户式的线上购销、与线上购销相关的线下简易商品的大规模制造、互联网下的个人及团队创业、各种各样的跨界经营等等,21世纪的互联网技术把以往的作坊模式连接起来,成了当下热烈的镜像。美国和欧洲在用智能机器和互联网改造自己的制造业,不但找到了新的发展基础,还在助长新的知识结构的就业大军。

落后的国家不断经历淘汰-承接-替代的历程。当发达国家再次占领制高点之后,全球化中的产品境外转移就会将高智能机器人、专门化的无人机列入中国的承接篮中。当用这些智能工具去替代蹦蹦车、作坊制造时,中国经济将面临又一轮的产业转型和淘汰,技术升级,用工减少,那些跟不上智能时代的人面临失业和半失业。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大城市将日本微型货车当做面的来大力发展出租车行业,后来一步步淘汰,一步步又用转包的国外轿车来替代。类似这样的替代机制将来还会在中国重演。

四、民众自主管理趋势中业务的大众自理和业务的政府主导

还有个趋势值得注意,就是人们用电脑、智能手机等与智能程序互动来办理事情,原本被聘用来提供服务的人被替代,这种服务自理业务自营正在成为趋势,例如,顾客通过银行的自动柜员机(ATM)自己提取现金,通过银行的网上服务进行资金结算;乘飞机旅行的人自行预订机票、自己选择座位、自己打印登机牌;有些超市让顾客自己办理付账手续;工作人员自己刷电子锁而舍去了门卫。

服务自理、业务自营正在加速。服务自理、业务自营使民众便利,同时提高了效率,节约了时间,同时减少了就业岗位。这种规模如果继续扩大,就会使中等收入工薪阶层总体收入减少,进而影响总需求,影响整个经济的活力。

就全球而言,业务境外转移、机器代劳、业务自理等,使得依靠政府投资来刺激总需求的临时增长变得不那么有效。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下降,需求下降,消费下降。国内劳动人口,由于年龄而转向退休领域,退休人的收入通过社会保障等得到补偿,这笔资金越大,越限制政府向劳动人口提供收入补偿的能力。如果人们的收入下降或不稳定,对高度自动化工厂产品的需求也将持续下跌。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全球化,但大量消费人口依然停留在富裕的工业国家内。

除了业务大众自理之外,里约奥运会中国军团的成绩给了我们另一个印象,这就是政府主导仍然是值得关注的比较长远的现象,这和“民众自主管理”的趋势正好相反。世界上一些国家把中国的竞技体育看作是以制造世界冠军为主要目标的国家体育制度,这种说法无论是否恰当,这至少说明政府在某些领域中的干预作用十分强大。这种强烈的干预作用,有利有弊,长远看,弊大于利。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中国军团416名运动员,最多的出战人数,成绩却不尽人意,甚至出乎意料。从近五届奥运会来看,成绩起伏很大。2000年奥运会获28块金牌,升列第3名,与1996年奥运会相比,金牌数增长75%2004年奥运会,获32金牌,升列第2名,与2000年相比,金牌数增长14.2%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获金牌51块,升列第1名,与2004相比增长59.3%。最好成绩达到最高峰。也可能与“顶峰效应”相关,此后一路下滑。2012年奥运会,获38块金牌,滑入第2名,与2008年相比,金牌数下降25.4%2016年奥运会,获26块金牌,滑入第3名,与2012年比,下降31.5%

最好成绩上升和下降的位置序列非常吻合:3-2-1-2-3。问题在于为什么迅速地上升到第一,又迅速地下落到第三?为什么不能保持稳定而大起大落?而美国为什么可以比较稳定地保持在第一的水平上?究竟什么因素在博弈管理?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

关于奥运中国军团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说法很多。见报的通常的说法,例如,对新规则适应不够,对比赛地条件不适应,新老队员交替,时差气候等等。这些影响因素肯定在起作用,问题是因素中的大多数对其他军团同样产生影响。事实上,中国军团的基本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中国的竞技体育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政府推动,其成绩的高低与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责任心、积极性、主动性、投资的多少等密切相关。政府抓得紧,许多问题能及时解决;抓得不紧,许多问题就得不到及时解决,效果就会受到影响。竞技体育受政府机构的积极性、主动性影响很大。

竞技体育应该蕴能于民,将体育的基础放在民众,使体育和体育水平保持广泛的民众基础,后继有人。有一段时间,中国有关部门,上中下层许多人主张将运动员培养训练的基础放在普通中学和大学。里约奥运会上美国运动员95%都是大学生或大学毕业,这种理念、机制和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由大学来培养世界冠军”,应该成为竞技体育运动的共识。当时,此事议论了一段时间,后来没有下文了,很是可惜。

中国各级政府都有竞技体育投资。如果政府把其中一部分投资用大学,由大学来选拔苗子,在大学氛围中进行培养,既有利于弥补大学体育设施的不足,又可以带动大学体育活动,还能够更好地培养素质高的运动员。我们看到,有的建在地方的体育馆用于家具展销。还有,中国的运动员运动生涯结束后,就业问题比较大。就业问题直接影响了青年人从事体育职业的积极性。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早解决,终将成为中国竞技体育持续保持高水平的障碍。

业务的大众自主自理和业务的政府主导主理,这是处理问题的两种情况、两种机制,两种都有管理上可行性。从趋势看,民众的自主管理机制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趋势,从3D生产到未来之家的网络控制,越来越多的方面都可以通过大众自理的方式进行。在大众不能自理、难以自理的情况下,再由政府干预和调整,进一步帮助民众进行自理活动。如果不是这样去看待现实,而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到头来,只能适得其反。

还有一种市场性的巨型公司垄断的情况。这种公司是在市场机制中成长起来的。例如,谷歌、苹果、通用电气、三星、索尼等世界级的大公司,产出大量产品,提供每年2800亿美元的“免费”服务,并不断地扩大势力,一定程度上形成帝国式的垄断。扩大规模是大企业的惯性。据统计,美国100家最大企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94年的33%上升到2013年的46%,最大五家银行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2000年为25%2013年上升到45%。倒闭的企业比新兴企业多,而新兴企业的创业者许多都想把自己的企业卖给巨头而不是自己经营。这种情况,虽不是政府的干预,但巨型企业利用市场机制像政府一样希望主导市场,压制竞争,降低市场民主,降低市场的活力。

政府的主导主理也是中国管理的趋势,至少是20年左右的典型现象。应该看到的是互联网机制越来越主张民众自主管理,在适当的时期,应该改变政府主导主理的状态。尤其在国有企业管理上,如何因应对策,仍然有许多重要的管理问题值得研究。

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让互联的智能机器代替人的劳务、让个性化非区域的快速成型制造技术遍布世界角落、利用互联网进行业务的自理互联服务同时关注机构性的干预及主导作用,这四者形成一种改变现状的趋势。用互联网思维和机制对传统的管理构架进行改造,建立起与基本趋势相吻合的理念、对策和管理模式,在管理博弈中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利益。

(作者:张国有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会长)